如何实现流失文物的低成本回归_[#第一枪]

多年以来，流失文物的回归一直是个交织着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的沉重话题。正因为如此，最容易获得民意支持的立场便是由国家出面直接行使文物追索权。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

一、文物流失的途径

根据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国宝工程公益基金的定义，流失文物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一百余年间，因战争、盗掘等不道德的和非法途径而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是目前影响较大但却很值得商榷的定义。

近代以来，中国文物流失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战争抢掠。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和抗日战争期间皆有大量文物流失海外。二是非法走私。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文物保护法是清政府于1909年颁布的《保护古迹推广章程》，国民政府也于1914年颁布了《大总统限制古物出口令》。但严格来讲，包括上述法规在内的多部文物法规，都普遍存在法规不完善、内容太笼统和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非法走私并非难事。通过这种途径流失的文物，中国政府都应保留追索权。三是合法买卖。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司法原则，既然近代以来的文物法规“真空期”如此之长，那么，因合法买卖而流出的文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正常出口，应该予以承认。这或许正是前引定义特别同时强调“不道德的和非法”两种途径的原因。但“道德”与否很难客观评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交易双方合意并且合乎当时法律的交易就是道德的交易。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文物”和“中国的文物”则是必须要严加区分的两个概念。前者是“产地”概念，后者是“产权”概念，并非所有的“中国文物”都是“中国的文物”。但很多人往往混淆了这一点，误以为只要是“中国文物”就都属于中国并且应该“回家”，尤其是那些蕴涵特殊意义的文物。

二、文物回归的途径

概而言之，文物回归的途径同样有三：追索、捐赠和回购。从回归成本的角度来看，追索是“看得见的成本”最低的回归途径。但问题是，近百年来，不少流失文物已经在海外经过了多次合意并且合法的交易。即使最初来路不明，也早已被顺利“洗白”，是有主的私有财产。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的西方发达国家，追索可不是简单的国际关系问题，更是复杂的法律、政治和经济问题。西谚有云：“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直接追索，谈何容易？至于捐赠，细究起来，又分两类：一是原藏家主动捐赠，例如日本收藏家太田博史将自己收藏的250枚秦代封泥，于2004年无偿捐赠给南京艺兰斋美术馆。二是由第三方买来捐赠，例如2006年，法国友人高美斯出资买下“咸阳宫”战国青铜鼎，并无偿捐赠给西安兵马俑博物馆。但这类个案的偶然性因素太强，皆是不可复制的文物回归模式。相比之下，回购文物应该算是最具可操作性但成本高昂且不断上涨的文物回归途径。

以最知名的圆明园兽首铜像为例。1985年，一位美国古董商以每件1500美元的价格从美国某藏家手中买下了马首、牛首和虎首。1987年，台湾国泰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蔡辰男以16.5万美元的价格从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购得猴首。1989年，台湾寒舍集团董事长蔡辰洋（蔡辰男之弟）分别以18.15万英镑、14.85万英镑和13.75万英镑的价格从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购得马首、牛首和虎首。

2000年初，台湾某藏家委托佳士得拍卖行和苏富比拍卖行在香港拍卖牛首、虎首和猴首。中国保利集团分别以774.5万港元和818.5万港元的价格从佳士得拍卖行购得起拍价均为200万港元的牛首和猴首，并以1544.5万港元的价格从苏富比拍卖行购得起拍价为320万港元的虎首。这个价格较之前刚成交的两件兽首高出了一倍。2003年，澳门赌王何鸿燊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600万港元，用于向美国某藏家购回猪首，并转赠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2007年9月，何鸿燊通过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与即将上拍的马首原藏家联系，在拍卖会举行前以6910万港元购得马首，并捐赠给了国家。2009年2月，法国藏家皮埃尔？贝杰收藏的鼠首和兔首分别在佳士得拍卖行以900万欧元和1000万欧元的价格起拍，最终都以1400万欧元的价格被中国藏家蔡铭超购得（但未付款）。

从某种意义上讲，圆明园兽首铜像的价格之所以能从1985年的1500美元疯涨到2009年的1400万欧元，同媒体的广泛报道、公众的密切关注密不可分。

三、文物追索的瓶颈

文物追索的瓶颈问题不是回归成本问题，而是连锁效应问题。据媒体报道，2010年7月28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接受印度某电视台采访时，很多印度观众纷纷给电视台打去电话，强烈要求英国归还一颗名为“柯伊诺尔”的钻石。卡梅伦经过短暂思考后给出了令印度人失望的答案：“如果这样做，英国的博物馆很快就会空空如也。”卡梅伦的答案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文物追索难的症结所在。

以大英博物馆为例，大英博物馆虽然以“BritishMuseum”命名，但从馆藏情况来看，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博物馆。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600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大部分珍贵文物都是英国人在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通过各种手段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其中，来自中国的文物就多达2.3万件，而且绝大多数皆为稀世珍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超过160余万件的中国文物被收藏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内。显而易见，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和文博机构敢开先河。因为一旦松口，不光是馆藏的中国文物会被追索回去，馆藏的其他国家文物也面临同样命运。

四、如何低成本回归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已发现这么多难题。就法律的角度而言，更有三重困境：首先，几个文物输入大国拒绝加入相关国际公约，从而不受国际公约的约束。其次，即使参加国际公约，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也只能约束公约生效后的文物流失行为。最后，即使“溯及既往”，很多流失文物也早已超过了50年的追索时效期。由此可见，看似成本最低的文物追索实际上是几无可能之事。相比之下，捐赠和回购恐怕更为可行。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成文物的低成本回归？非常遗憾的是，一些中国藏家的过度关注正在不断推高流失文物的卖家预期和市场价位。但高价回购显然并非流失文物回归的良策。

为了实现流失文物的低成本回归，我有四条建议：第一，政府出台针对流失文物回购的管制措施，不鼓励回购流失文物。该措施看似不利于文物回归，实际效果则有助于低成本回归。第二，政府加大文物普查和文物登记工作力度，摸清国内的文物家底，建立系统的文物档案，为讨还追索时效期内的非法流失文物提供数据库和证据库。第三，藏家成立统一参与海外文物回购的组织，通过退出补偿或合谋竞价等方式，将藏家间的竞争矛盾内部化，避免中国藏家在国际市场上竞相抬价。第四，媒体提高不报道流失文物新闻的意识，主动回避关于流失文物交易的任何新闻和广告，媒体的不关注就是对文物回归的最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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